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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篇精心勾画，天成佳作，每页读来都是故事，清廷政治任务剖析深刻，生动翔实。

南北水火

杀贼书生纸上兵

“八表经营”张广雅

阎敬铭与黄崖教

有土斯有财

三十年中侍紫宸

合肥相国红紫黑

居然批敕立朝堂

割城谁献督亢图

怨毒之于“翁”

百石斋随黄叶散

胜国遗老

高阳（1922-1992），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望君、吏鱼，生于钱塘望族。 大学未毕业，入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 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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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水火

研究历史，我以为首当注意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中心势力，如两汉末年的外戚；唐朝末年的藩镇；明朝末年的宦官；清朝最后几年的亲贵等等。大致中心势力在宦官、外戚，必然导致亡国之祸；如在藩镇，则必形成割据。惟有高级知识分子成为中心势力，始能开统一之盛运，让老百姓过几十年太平岁月。

溯诸既往，大致每一朝由力战经营而开国，如汉、如唐、如明、如清；继以偃武修文，由高级知识分子领导政府，就会很快地出现升平盛世，如西汉的文景；唐朝的贞观、开元；北宋的太宗末年至神宗朝这百年之间；明朝的宣德、弘治两朝；清朝自三藩乱平至嘉庆初年，以及洪杨之后所出现的短暂的“同光中兴”，都令人不胜向往。

但是，文治既久，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启门户之争。此风起于东汉，至唐朝的“牛李党争”，构成一个模式，先有政策上的歧见，发展为权势的冲突；党同伐异，掀起政局上的极大波澜，恩怨纠结，终于形成意气之争。到了这一程度，国本自然就动摇了。

北宋新旧之争，是个残酷的例子；明朝末年东林、阉党之争，是另一个更残酷的例子。东林、阉党之争，原是由以地域分的派系发展开来的；最后仍归于地域派系的对立，即所谓“南北之争”。

由东林、阉党之争，演变为南北之争，明朝的天下已经不保。因此，南北之争从清朝一开国便已存在，至顺治十年以后，壁垒分明，势成水火；吴汉槎因而充军的“丁酉科场案”，即是南北两派大火并，北派得八旗之助，痛击南派的结果；接着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奏销案”；金圣叹杀头的“哭庙案”，南士饱受荼毒。但人才南盛于北，北派虽以与八旗接近而得强有力的奥援，但始终不能将南派打得抬不起头；及至打倒了，清朝也快亡了，此即戊戌政变潜在的兴亡真相。

顺治末年及康熙初年，新统治阶级原有利用南北之争以操纵驾驭之实；及至天下大定，需要稳定，才能展开建设时，自然要严禁党争。康、雍、乾三帝，皆为英主，力足以抑制；嘉、道两朝，政争渐起；至辛酉政变，失败的一方汉人皆为北人，匡源，杜翰籍隶山东；焦祐瀛天津人；只“穆门十子”之一的陈孚恩为江西人。

胜利的一方则皆为南人；其中关键人物约计四人，曹毓瑛江阴；朱学勤仁和；方鼎锐仪征；另一即先恭慎公。四人者，分隶江浙两省。

是故辛酉政变实为重启南北之争的一大回合；南派大胜，重新奠定了与北派分庭抗礼之势。自同治初元至光绪十年，军机自恭王以下全班被逐为止，南派的领袖为沈桂芬；北派的魁首则是李鸿藻。沈桂芬一死，北派势力大张，李鸿藻得两张——张佩纶、张之洞之助，尽力压制南派，以致王文韶因云南军需案铩羽，闲废七年，始得复起，但已磨尽圭角，得了“琉璃蛋”这个雅号；南士没有人愿受他领导，他亦根本不想领导南派了。

沈桂芬的衣钵，是归翁同龢继承；北派的传人，本应是张佩纶，只以马江一役，一蹶不振，而张之洞夙有“八表经营”的大志，且以开府两湖，有仿佛可以自辟曹掾的便利，故不愿自囿于北派，而想兼收并蓄，一网打尽天下名士。因此，承李鸿藻的余绪而领导北派者，竞为荣禄。

戊戌政变则是南北之争的最后一个回合。这一回南派惨败，但北派则是惨胜；由戊戌政变引发庚子之乱，母子君臣，两败俱伤。翁同龢的绝笔诗有句：“凄凉到盖棺”；其实荣禄亦何尝不是如此！

翁同龢生平，知者已多；兹先介绍荣禄：他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隶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武将世家，祖、伯、父三人，皆在洪杨初起时殉难。像他这样的背景，只要本人的才识够条件，飞黄腾达，是必然之事。

荣禄于咸丰二年十一月，由荫生以主事用，分在工部，承办陵工；以后又调户部银库司官，当的都是阔差使。同治末年转入神机营。神机营由醇王掌管，颇自矜重；因而在神机营当差，升迁的机会极多。同光间，京师有两句口号：“帝师王佐，鬼使神差”，言此四条路子，皆为终南捷径。“帝师”指为幼帝授读的师傅；“主佐”言恭、醇两王的亲信；“鬼使”为驻外自使节；“神差”即神机营差使。荣禄以“神差”而为“王佐”，故至同治七年，即已蒙赏头品顶戴，年纪不过三十出头。

同治十三年荣禄的官衔是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差使极多，主要的是两个，一是管理神机营事务；二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清朝的官制，分缺、差两种。本缺只有一个，差使可以兼至无数；京官的差使中最贵重的是“内廷差使”，如弘德殿行走、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总管内务府大臣，都是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譬诸世家大族，这三类人便是西席、清客、账房，在皇帝是当作“自己人”看的。荣禄即因当了内务府大臣，才能在“内廷行走”，为慈禧太后所赏识。

到了光绪四年年底，忽有上谕，荣禄开去工部尚书缺、内务府总管大臣差使，此由与沈桂芬结怨所致，“梦蕉亭杂记”载：

穆宗崩逝，……（荣）文忠时以工部侍郎步军统领兼内务府大臣。……文忠负权略，敢于任事。当穆宗上宾时，夜漏三下，……文忠跪奏谓：“此时尚有宗社大事，须两宫主持，……请召军机、御前，并近支亲贵入见。”

两宫命文忠传旨。……枢臣文文忠祥扶病先至，宝文靖錾、沈文定桂芬、李文正鸿藻继到，同入承旨，德宗嗣立。……恩诏哀诏，例由军机恭拟，文定到稍迟，由文文忠祥执笔拟旨，因病不能成章。文忠仓卒忘避嫌疑，擅动枢笔，文定不悦而无如何，思以他事陷之；文忠亦知之，防御尤力，两端遂成水火。

按：沈桂芬气量甚狭，“擅动枢笔”，或者犹为小隙；当大事出后，荣禄以总管内务府大臣，在内廷照料，仓卒之际，献议迎立醇王之子，人承大统，为两宫所接纳，此为撄忌的主因。因为自古以来，须迎外藩继统，皆由太后与宰相定策；荣禄不在军机，而参相国之大计，成拥立之大功。以荣禄得慈禧的宠信，及其与醇王的关系，则大用为可预见之事。荣禄与李鸿藻接近，对沈自然不利；所以多方抑制，逐成水火，亦是必然的发展。

文正与文定不相能，颇右文忠。党祸之成，非一日矣。某月日黔抚出缺，枢廷请简，面奉懿旨：着沈桂芬去。群相惊诧，谓：“巡抚系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充军机大臣，职列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此旨一出，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均有关系，臣等不敢承旨。”文靖与文定交最契，情形尤愤激。两宫知难违廷论，乃命文定照旧当差，黔抚另行简人。文定谢恩出，惶恐万状，私谓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意殆疑文忠矣，然并无影响也。

按：文正指李鸿藻。所叙沈桂芬外放贵州巡抚事，语焉不详；所谓“某月日”者，当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前的一两天。兹就现成史料，略微一考。

　 清史稿“疆臣年表十四”：

　　光绪四年戊寅，黎培敬十月癸卯召；林肇元护贵州巡抚。

　　又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九，“黎培敬传”：

光绪改元擢巡抚，从曾璧光后，益严吏治。以上疏请释前总督贺长龄处分，并予谥建祠、镌秩、罢归。

此即为黎培敬所以内召的原因。按：强臣调动，或因案必须革职，例于开缺时奏请简放继任人选。光绪十月朔为丁丑，故知癸卯为二十七；黎培敬是日内召，乃是正式见明发上谕，商酌其事，不必一定在这一天；枢臣奉“着沈桂芬去”之懿旨，当为二十五，或二十六。既遭反对，一时又无适当人选，因由林肇元护理。

定制：巡抚出缺，除由藩司擢升外，倘由京官外简，则以侍郎及内阁学士为优先，因皆二品。沈桂芬其时不独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且早于光绪元年入阁当了协办；所以翁同龢日记中，称之为“沈相国”。以相国外放边省巡抚，此为贬谪；沈桂芬无辜而得此待遇，且为执政之人，则此举所显示者，当为沈桂芬所主张的政策将遭废弃的明证，足以引起政局的不安。宝望即不为私交，亦当力争。

　 那么，沈桂芬个人作何表示呢？他不为一已争，亦当为朝廷体制争；何竞默无一言？事实上是，沈桂芬根本未入值；翁同龢日记光绪四年十月载：二十曰：问沈相国疾。

　　二十六曰：问沈相国疾谈良久，其右颏下发肿如鸡卵，颇作寒热也。观此可知，沈桂芬因病请假，而枢臣中景廉与李鸿藻交深；王文韶虽为沈桂芬所援引，但人枢未几，“学习”字样尚未取消，入对时除“打帘子”外，不能发一言，所以荣禄才有机会媒蘖其事。

所谓“谈良久”，以意度之，或即谈“着沈桂芬去”的懿旨。果有其事，则沈桂芬之必谋报复，势所必然：“梦蕉亭杂记”续载南中某侍郎（后官至尚书）素昵文定，与文忠亦缔兰交，往来甚数。文定嘱侍郎侦访切实消息，侍郎遂诣文忠处种种侦视，文忠虚与委蛇。一日侍郎忽造文忠所曰：“沈经笙真不是人，……我已与彼绝交。闻彼慕君甚，因外简黔抚事谓出君谋，常思报复，不可不防。”文忠见其语气激昂，且丑诋文定，……以为厚我，遂不之疑，将实情详细述之。侍郎据以告文定，从此结怨愈深。

所谓南中某侍郎，即指翁同龢，其时本为户部侍郎，但已于光绪四年接徐相为左都御史。关于荣翁缔交的经过，留待后文再谈。但庸庵尚书此段所记，系据荣禄面告；而荣禄所言，则恐言过其实。以翁同龢的人品，即令助沈攻荣，亦不致出此卑劣的“倒脱靴”的手段。且“绝交”二字何可轻发，已割席而仍有往还，荣禄相诘，又何词以对？

以下两段，所记亦有未谛：

会京师大旱，谣言蜂起，谓某县某村镇邪教起事，勾结山东河南教匪，克期入京，九门遍张揭帖，贝子奕谟据以面奏。两宫召见醇邸，询问弭患方略。醇邸因德宗嗣服开去一切差使，闲居日久，静极思动，奏请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其调遣，以备不虞。文忠为步军统领，方在假中，醇邸所陈方略，一切不得知也，以讹言孔多，力疾销假，出任弹压。两宫召见，谓京师人心不靖，浮言四起，诚恐匪徒生心，拟调北洋淮军入卫。

文忠力陈不可，略谓：“……臣职司地面，近畿左右，均设侦探，如果匪徒滋事，焉能一无所知？傥以讹言为实据，遽行调兵入卫，迹涉张皇，务求出以镇定。”事遂寝。醇邸闻之怒甚。

文忠后知前议出自醇邸，亟诣邸第婉陈一切，而醇邸竟以闭门羹待之，交谊几至不终，内务府大臣一缺，亦遂辞退。文定知有隙可乘，商之文靖，先授意南城外御史条陈政治，谓：“京师各部院大臣，兼差太多，日不暇给，本欲借资干济，转致贻误要公，请嗣后各大臣勤慎趋公，不得多兼差使。”

越日文靖趋朝，首先奏言：宝鋆与荣禄兼差甚多，难以兼顾，拟请开去宝鋆国史馆总裁、荣禄工部尚书差缺。

时慈禧病未视朝，慈安允之。时论国史馆与工部尚书，一差一缺，繁简攸殊，讵能一例，文靖遽以蒙奏，意别有在。然文定意犹未餍，复摭拾文忠承办庙工装金草率与崇文门旗军刁难举子等事，嗾令言官奏劾，交部察议。照例咎止失策，仅能科以罚俸，加重亦仅降级留任公罪，准其抵销。所司拟稿呈堂，文定不谓然，商之满尚书广君寿，拟一堂稿缮奏，实降二级调用。文忠遂以提督降为副将，三载闭们。

关于荣禄与宝望撤差缺一节，时日颠倒，实为是年十二月二十七之事；先一日翰林四谏之一的宝廷有封奏论政，纠及二人差使太多。翁同龢日记中记此事，虽多讳言，但自十月二十七至十二月二十七，两派冲突，业已展开，翁同龢且为被攻目标之一，则情事显然；摘其日记如下：

十二月初五曾桂得京察一等，粗慰；盖伊十余年来可谓尽职，且有平反巨案之劳。

十二月十三日张佩纶核奏大员子弟，不应列京察一等，翁曾桂乃非科甲出身，又非秋审处提调坐办。旨饬该部堂官查平日差使，又饬吏部查捐班是否可列一等？

十二月十八日退后缮撤销曾桂一等折，适曾桂来，遂罢议……吏刑二部奏翁曾桂京察合例，奉谕：“张佩纶所奏毋庸议。”夜未寐。

按：翁曾桂为翁同龢之侄，以举人纳赀为郎分刑部；所谓“平反巨案之劳”，指承办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张佩纶则北派大将，其时方因编检大考擢侍讲；派充日讲起注官，例得专摺言事。张佩纶一疏，不能谓非为翁同龢而发：但刑部既保翁曾桂京察一等，自然要维持立场；刑部则尚书万青藜为同稣之父翁心存主试江西的门生；管部大学士为宝复，复有沈桂芬、王文韶在军机，张佩纶此奏，“应毋庸议”，不卜可知。

　 但翁向稣十二月十五日记：

　　见张侍讲原摺，甚切实，真讲官也。

不昧人之长，为翁同龢最可爱处。而“自请撤销”则犹畏清议；适以翁曾桂来，告知吏刑两部的复奏，事已无碍，故而作罢。

翁曾桂之事，即或出于偶然；但逐夏同善出毓庆宫，则必为荣禄与内务府大臣进谗慈禧，殆无可疑。

夏同善字子松，浙江杭州人，为翁同龢同年知交；同值毓庆宫，而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忽然简放江苏学政；早在同治初年，夏同善即曾以翰林资格当过此一差使。如今身为帝师而忽有此命，自应视为慈禧对夏同善的严重不满。而夏同善是南士，又与翁同龢交亲；则在北派看来，此为打击南派的一种手段。

夏同善之被疏斥，是因为过于耿直，慈禧及其侧近宠信的人物，一方面讨厌夏同善；另一方面又怕他“教坏”了年方八岁的光绪，故断然出此。

学政三年一任，例于子、午、卯、酉大比之年的八月初一简放；江苏学政林天龄原应于光绪五年己卯差满，以病殁任上，适以成北派中内务府一系逐夏的机会。而林天龄之放江苏学政，亦以师傅被逐；遭遇与夏同善相类。

林天龄籍隶福建长乐，先为长书房师傅，授近支亲贵子弟读；恭王长子载徵，聪明绝顶而顽劣特甚，每效林的福建京腔以为戏侮。穆宗就傅，载徵伴读，林天龄亦转为弘德殿行走；徐一士“彝斋漫笔”记其事云：

林于同治甲戌三月以弘德殿行走左庶子被命督苏学。先是，林氏奏陈罢土木等十事，颇迕旨。会太后召见师傅，问皇帝课业。林奏对及贝勒载徵引诱事，亦为恭王奕诉所不喜；因有外简之事。据闻奕诉初拟出为九江道（江西广饶九南道），李鸿藻以师傅兼枢臣，力争之。并谓非体制所宜，以翰詹官至庶子。即以京堂论，例不外简道府（曾得记名道府者撤销记名）。且正值弘德殿，地位尤异庶僚也。奕诉谓九江道兼关务，缺分颇优。林氏儒臣清苦有年，得此可资调剂。李曰：“纵必外放，学政尚可说，道员实太不宜。”九江道之议遂罢。未几江苏学政马恩溥因病出缺，乃以林继任（时李以会试副考官在闱中，不获与闻）。夏之外简，观翁氏所记，其中曾亦有隐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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