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中亚是我国西部重要邻区，是欧亚板块的内陆腹地，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也将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地区。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中亚民族国家和政治文化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封闭的地缘环境保留下了古老的游牧传统，而处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位置又使中亚不断受到外来强权中心和强势文化的影响。古希腊、波斯、匈奴、突厥、阿拉伯、蒙古、俄罗斯等，异族的征服和统治一次次中断了中亚文明的正常发展进程，外来文化的不断侵入成为中亚历史发展的常态。这种特殊地缘环境前提下的社会历史在造就中亚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塑造了中亚地缘政治的多元性特征。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各国实现了独立，中亚地缘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25年的独立建国历史中，地区力量的成长与域外强权的渗透交织发挥作用。中亚地区政治除多样性之外，内外影响下的不确定性也成为重要特征。本书从中亚地缘政治沿革的路径解读这一地区面临的若干复杂问题，并尝试寻找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章导论 / 

第二章中亚地区的地缘特性 / 

第三章中亚国家的独立与重建/ 

第四章域外权力中心的中亚观与地缘影响 / 

第五章中亚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 

第六章中亚各国对外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认知/ 

第七章艰难的区域一体化脚本/

第八章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地缘政治影响/ 

第九章新安全观与新合作方式地缘政治启示/

第十章阿富汗：中亚的梦魇还是机遇/

第十一章历史的轮回：新利益共同体的构建/

第十二章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许涛，1983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1990年考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92年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院）工作。主要从事中亚地区安全、民族宗教及上海合作组织问题研究。1999—2000年在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访学，2008—2013年在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使馆工作。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学术成果有：主编《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时事出版社2002年2月）、《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2003年1月）等著作；发表论文“中亚国家安全战略取向与中国西部安全环境”（《战略与管理》1999年4期）、“中亚地区安全格局中的民族问题”（《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0期）、“弘扬‘上海五国’精神促进地区合作”（《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论上海合作进程中的综合安全理念”（《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5期）、“中亚地缘政治变化与地区安全形势”（《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期）、“驻阿美军撤离对中亚安全形势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2期）、“亚信会议的发展历程、特点与时代意义”（《当代世界》2014年第5期）、“全球化语境下对极端主义思潮威胁中亚的思考与对策”（《新疆周边国家形势研究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当前中亚地区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关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安全合作的思考”（《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二期）、“全球化语境下的中亚地区极端主义复兴问题”（《亚非纵横》，2014年第4期）、“全球化语境下的大国分歧治理思路”（人民日报社《国家治理周刊》2015年7月第二周）、“试析美俄中亚政策演变路径与前景”（《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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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导论〖1〗问题的提出及其学术意义如果倒推25年，中亚这个概念对多数中国人大概是很陌生的。尽管在现实生活里,“中亚地区是中国的西部近邻”这个概念不是今天才成立的，但是除了少数专门从事中亚历史、文化和原苏联中亚共和国问题研究的专家们，普通中国人在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确很难遇到与中亚有关的事情。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人们对中亚了解的热情和程度迅速上升。这一变化的本身，恰恰也说明了地缘政治条件前后变化对一个国家和社会以及公众生活的影响。中亚地区不仅是中国的西部近邻，而且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正是由于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曾经受到周围古希腊、波斯、匈奴、突厥、阿拉伯、蒙古、俄罗斯等强大的权力中心不同方式和强度的影响。这些强大的权力中心大多发育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板块周边濒临海洋的地区，当一个文明中心发展成熟后，它的影响力即开始向大陆腹地更加广大的空间拓展。这些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存在（有些也曾同时存在）的强大权力中心如同在四面滚动的巨石，将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空间碾压得支离破碎。这种过一段时间就发生的周而复始的历史过程，使中亚地区社会文明和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外力干预，并因之出现多次的中断、转向、分裂、融合，结果形成了中亚地区社会历史的间歇性发展特征和碎片化的现状。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构成了中亚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而且这一环境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造就了中亚地区多元的民族文化、宗教传统和社会政治现状。这样的历史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持续到中亚各主体民族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进程。然而，中亚五国获得独立的现实，既是对历史上中亚地缘政治演变沿革历史的继承和清算，也是这一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开始。虽然独立的民族国家历史开始了，但受周边强大权力中心影响的局面仍在继续。尽管与历史上中亚地区各个时期的处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今天的中亚地区在不可能根本改变的独特政治地理条件下，还是摆脱不了被域外强大政治、经济、安全影响力挤压的状态。当然，民族自觉的过程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创立，从制度层面改变了中亚地区被动的地缘政治关系，具有自为能力的国际政治主体身份使其自主选择各自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国家关系定位成为可能，这已足能让中亚各国在把握和处理所有历史遗产时拥有前所未有的主动权。这是当今的中亚与历史上相比表现出的不同，也是中亚各国主动平衡域外大国影响力的先决条件。然而，在中亚各民族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权力中心逐渐成熟的同时，能够对中亚各国内外政策构成影响的重大要素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中国中亚学者潘志平教授认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两个世界不存在了；二是经济发展成为可以向政治、安全、环境扩展的核心问题；三是大国干预的影响威胁着新生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潘志平：《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6页。中亚各国独立二十多年来，正是这种方向和力度不断变化的内外合力，构成了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展的动态矢量。这种看似变化无常的发展曲线，其实从分析其历史渊源和影响力构成的角度入手，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各国独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度大大提高。在以往少量的中亚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研究中亚当代诸多领域问题的专著和文章也开始大量出现。研究专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一是基础研究类；二是地区安全类；三是对外关系类；四是能源战略类；五是区域合作类。类的主要专著有：王志来撰写的《中亚通史》、王沛撰写的《中亚五国概况》、马大正与冯锡时主编的《中亚五国史纲》、赵常庆撰写的《中亚五国概论》和《中亚五国新论》、胡振华撰写的《中亚五国志》、邢广程撰写的《崛起的中亚》、陈联壁撰写的《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吴宏伟撰写的《中亚人口问题研究》、包毅撰写的《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列国志”系列丛书中的中亚五国志等；属于第二类的主要有：孙壮志撰写的《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和《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苏畅撰写的《中亚宗教主义研究》、陈继东撰写的《中亚—南亚的恐怖主义与地区安全》、王桂芳撰写的《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张锡模（台湾）撰写的《中亚区域安全净评估》、古丽阿扎提·吐尔逊和阿地力江·阿布来提撰写的《中亚跨国犯罪研究》等；第三类的研究专著主要包括：孙壮志撰写的《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和《中亚国家的跨境合作研究》、潘志平撰写的《美国的欧亚战略与中南亚五国》、赵华胜撰写的《中国的中亚外交》、赵常庆撰写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析论》、柳丰华撰写的《俄罗斯与中亚》、梁超主编的《中亚博弈新视角》等；第四类的专著主要有：许勤华撰写的《新地缘政治：中亚能源与中国》、张宁撰写的《中亚能源与大国博弈》、徐洪峰和李林河撰写的《美国的中亚能源外交》、柴莉撰写的《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对策研究》、国家能源局编写的《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的战略思考》等；第五类的研究专著主要有：邢广程与孙壮志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编写的《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赵华胜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评析与展望》、朱星光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视角下的中亚地区治理理论与实践》、潘光主编的《稳步前进的上海合作组织》、吴宏伟撰写的《中亚地区发展与国际合作机制》、秦放鸣撰写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曾向红撰写的《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王维然撰写的《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等。在这些研究专著中，也出现了一些学者以地缘政治视角和方法分析中亚地区现实问题和发展前景的尝试性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数不是针对中亚地缘政治问题本身，或者并未就中亚地缘政治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只是借用地缘政治的理论和方法说明当代中亚问题研究中的某一问题或某一领域的趋势，而不是研究中亚地缘政治原本的历史、现状和趋势，往往是借用地缘政治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把某一问题、某一领域问题说清楚便浅尝辄止。尽管如此，这些成果的出现在近年中国中亚学界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它们以这种具有创新精神的尝试为中国中亚问题研究领域开辟出一块空间，为更多研究者的跟进奠定了基础、辟出了路径。这一类的学术著作有：文云朝撰写的《中亚地缘政治与新疆开放开发》、《中亚地区民族问题与中国新疆民族关系——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潘志平撰写《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和《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研究文集》、雷琳主编的《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与新疆安全和发展》、李淑云撰写的《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等。很明显，中国的中亚学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对中亚地区进行地缘政治方面研究的成果并不多，甚至没能出现一部系统考察这一时期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专著。然而，相对世界上其他地区，中亚作为在冷战结束后开始进入国际社会关注视野的独立空间，它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民族国家进程在这二十多年中发生的变化却是巨大的。显然，相形之下的中国中亚学界现有的研究工作和已有成果是很不匹配的。鉴于此，本书将努力由这一领域入手，对中亚地区自独立以来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的变化进行梳理，并尝试从中提炼出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线索，进而尝试对中亚地区今后的地缘政治总体发展趋势作出总体性评估，想必这一工作对于丰富当代中国中亚学研究应是有所稗益的。关于中亚定义的历史沿革几乎在所有中亚问题研究的专著中，关于中亚定义的问题似乎都是绕不过去的。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是作为地缘政治概念还是作为自然地理概念，“中亚”（Central Asia，或Це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一词的含意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不同的解释。而且即使是在今天，不同的语境下对“中亚”一词的解读仍然有所区别。次在世界上提出“中亚”这个概念的是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年），他在1829年5—11月受沙俄政府委托和资助在西伯利亚进行学术考察后，完成了一部三卷本的著作《中央亚细亚》。作为世界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亚历山大·冯·洪堡于1843年将里海和大兴安岭之间的狭长地带称为“Asie centrale”。AHumboldt，Asie centrale，Paris，1843，Vol1，ppⅩⅩⅧ-ⅩⅩⅨ可以体会到的是，他基本以自然科学的视角为这样一个地理概念做出了定义。这个地理概念被后人具体诠释为：东起大小兴安岭，西至里海，北迄阿尔泰山，南抵喜马拉雅山。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这一定义很快被早期中亚学界所接受，成为了当时德国学术界的共识，并在后来影响着英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以其地理学的知识储备和独特视角，对中亚概念的早期界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随着中亚学在全世界的发展，后来的各国学者对中亚概念的认定逐渐增加了更丰富的元素和更广泛的视角，对这个概念的界定也因此发生持续的变化。尤其在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后，对欧洲大陆以外市场的需求使中亚学酝酿着新的突破。推动中亚概念定义发生变化的动力，首先是中亚研究内容的丰富。后来的各国学者很快就不满足仅以单纯的地理学方法观察这个欧亚大陆中间的内陆地区，历史的、文化的方法被引进了中亚学研究之中。当人们用更加立体的视角研究中亚时，亚历山大·冯·洪堡初提出的中亚定义开始受到挑战。英国学者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虽然仍遵循着洪堡的地理学原则，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亚史纲要》中突出强调，“中亚重要和显著的地理特征，是它完全隔绝来自海洋的影响”。[英]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吴云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页。显然这是一个新的视角，在以原有的地理条件作为定义原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气候的因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次使原有中亚概念趋向完善和成熟的补充。在中亚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不同的人类族群在共同的自然条件限定下，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存在，形成了只有远离海洋和与海洋隔绝地区才可能产生的独特文化形态。类似的方法后来也被中国学者运用，他们用400毫米等量降水线（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对中国的自然地理进行了东部季风区与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重要区分，同时也用这条界线把中国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区分开。所以，后来有学者认为确定中亚概念的标准不应仅仅是自然地理的，人文地理的原则更应该在中亚地区的界定中起重要作用。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与人文地理区域的重合，是加文·汉布里研究方法创新的意义所在。除加文·汉布里外，后来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俄罗斯学者哈尼科夫（Хаников Н）继续作了许多补充和完善的工作，他们将中亚地区更加直观地界定为位于亚洲相对“中心”的地区。这些直观的特征仍然与海洋相关，中亚被描述成为“几乎没有一条河流从这里流向海洋的内流河区域”。这样一来，中亚就应该包括了蒙古高原的大部、准噶尔盆地、西藏北部、新疆天山南北麓和阿富汗北部。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莫什凯托夫（Мошкетов ИВ）甚至建议使用“内亚”（Inner Asia）的概念，来概括这一片具有共同特点的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芮传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66页。其实在更早些时期，俄罗斯就出现了“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中部亚细亚）的概念。苏联时有学者认为，在俄罗斯的文献中这个术语的出现早应该在19世纪初。潘志平：《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研究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页。也就是说，俄罗斯学者使用“中部亚细亚”的时间应该大约与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洪堡相同，甚至更早。当然，这一说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其实，即便这时俄罗斯学者普遍使用了“中部亚细亚”这个学术概念，对这个概念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苏联时期权威性工具书《苏联百科辞典》中是这样解释的：Средняя Азия“是苏联的一部分，西起里海，东到中苏边界，北起咸海—额尔齐斯分水岭，南达苏联同伊朗和阿富汗边界。”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Москва，1980 гстр1227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学者提出的“中部亚细亚”与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中央亚细亚”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一些重要地理标志互有替代。所以，似乎可以将苏联学者强调“中部亚细亚”的意义理解为俄罗斯学界对世界中亚学中“中亚”概念冠名权的质疑。然而在实践中，苏联时期对“中部亚细亚”的使用基本局限在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地区（因西辽王朝耶律大石12世纪时在中亚建立“河中府”，中国学者习惯上称之为“河中地区”，以此区别于北非的“两河地区”），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部分地区。История СССР，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кадемика БАРыбакова，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3 г，стр226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国内行政区划观念中的“中亚”已经与《苏联百科全书》中的“中部亚细亚”不同了。而且，在苏联的政区划分中，又习惯把五个中亚共和国统称为“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кстан”（“中部亚细亚与哈萨克斯坦”）。ГУГК при СМ СССРК: Атлас мира，Масква，1974 г，с52-53这种学术概念上的认识和行政实践上的操作不一致，大致可以说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从沙俄到苏联，对中亚概念讨论的学术意义已经出现了地理—人文—政治的实用性转变；第二，尽管哈萨克斯坦大部分地区包括在《苏联百科辞典》对“中部亚细亚”的定义中，但俄罗斯早期征服中亚时建立的要塞城市已经基本俄罗斯化，在苏联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已不情愿承认它是中亚的一部分了；第三，由于个原则转化的原因，并不属于苏联版图的地区（如蒙古国和中国）自然不能纳入其中了。而苏联时期也在使用“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即“中央亚细亚”，或“中亚”）这个概念，苏联学术界认为这一概念的使用是近一百多年才开始的，应该直译于德国人的“Centrarl Asia”（即“中央亚细亚”)。潘志平：《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研究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7页。苏联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权威定义是，“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自然地区”。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Москва，1980 гстр1481对所谓“自然地区”的解读虽然略有差别，但基本认为是指中国的小兴安岭和蒙古高原地区。“中部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似乎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但实际上，在俄罗斯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政治文化背景下，其所包含的地域是有所不同的。例如，苏联解体后，“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中央亚细亚”）出现在当代语境下，谁也不会再把中国和蒙古国考虑进去。反而，哈萨克斯坦却自然而然地被包含在其中。换句话说，此时的中亚几乎已经成为单纯的地缘政治名词（特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个由苏联独立的国家）。中亚学在欧洲各国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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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许涛教授的新著《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即将付梓，他希望我能为本书写篇序，对此我感到有些不敢当。因为许教授本身就是中亚学界的知名专家，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为他的大作写序恐难胜任。但出于多年的学术交往和彼此了解，我还是答应了。只是不能当作序，权当是我对本书的读后感。地缘政治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古今都有，各国都要面临，只是由于时代不同，其内涵有很大的差别。中亚地区由于多种原因，包括国内外形势使然，其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变化。但古今相比，今日的情况更要复杂一些。更为重要的是，中亚国家很少像今日这样能自主地处理地缘政治问题，使自己的国家能体面地面对国际社会，在纷争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中享有一席之地，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世界不少学者也为此著书立说，应该说，这是世界重大变化之一。在论述中亚地域政治的著述中又有一部新著问世，这就是许涛教授撰写的《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我有幸阅读了本书，感到这是一部值得肯定和推荐的著作，因为本书具有很多特点，读后定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会从中受益。阅读本书的个印象是论述的内容相当宽泛和丰富。地缘政治格局演变问题从古至今都存在，但各国和各个时期都会有所不同，拥有自身的特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发展也是如此。作者从中亚历史写到当前情况，并对未来发展作出展望。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以说，想了解中亚数百年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只要阅读本书，就会一目了然，很多问题能从中得到解答。当然不能说是全部问题，但可以说是绝大部分。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还对该领域和中亚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国内著作和国际著作作了梳理，读者可以通过浏览这些著作，加深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过程和许涛教授论述的理解。对本书的第二个印象是论述问题的深刻。书中谈到的问题，无论是涉及历史的，还是有关现实的，都言之有物，有理有据，分析到位。这反映许教授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许教授在莫斯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且有在哈萨克斯坦访学和在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多年工作的经历。这表明，他对中亚地区情况的了解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还有亲身体验。加之他多年从事中亚研究工作，在此前就有很多著述，这些为本书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之一，其论述有独到见解，能够代表中国中亚研究学者的水平。对本书的第三个印象是紧跟时代发展。本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更为关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中亚地缘政治格局问题。学术研究既要服务于学科建设，也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要，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本书做到了这一点。它不仅丰富了中亚问题研究，也为中亚政治研究献出了一部精品。另外，厚今薄古也是本书的重要特点。当然，任何一部社会科学著作都不可能对研究的问题论述穷尽，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会不断深化，何况对于同一个国际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同一个人也会对自己的看法有所补充和修正。本书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例如，书中论述的问题有些还有待时间检验，有的论点或许会遇到质疑和挑战。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不妨碍本书是迄今为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方面的一部优秀成果。读过本书，我本人获益匪浅，仿佛上了一堂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发展变化课，使我知识得到充实，拓宽了中亚地域政治格局研究的思路。后，我要为许教授奉献这样一部力作表示感谢。本文权当是我阅读本书的初步印象，希望广大读者能与我产生共鸣。同时，希望许教授能在中亚研究方面有更多成果问世，为中亚这块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经常被忽视的角落种花栽柳，使其能春意常在，生气昂然。

书籍介绍

中亚是我国西部重要邻区，是欧亚板块的内陆腹地，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也将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地区。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中亚民族国家和政治文化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封闭的地缘环境保留下了古老的游牧传统，而处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位置又使中亚不断受到外来强权中心和强势文化的影响。古希腊、波斯、匈奴、突厥、阿拉伯、蒙古、俄罗斯等，异族的征服和统治一次次中断了中亚文明的正常发展进程，外来文化的不断侵入成为中亚历史发展的常态。这种特殊地缘环境前提下的社会历史在造就中亚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塑造了中亚地缘政治的多元性特征。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各国实现了独立，中亚地缘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25年的独立建国历史中，地区力量的成长与域外强权的渗透交织发挥作用。中亚地区政治除多样性之外，内外影响下的不确定性也成为重要特征。本书从中亚地缘政治沿革的路径解读这一地区面临的若干复杂问题，并尝试寻找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