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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之，本书将走形的“朱德”肖像比作“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但在中国，由于雪菜夫人的小说《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The Modern Prometheus，1818年刊

又译《科学怪人）长期未有译介，异想天开的想象曾使人们对此一“怪物”的印象发生过巨大变化。它在清末曾被解释为狮子模样的机械怪物，而后又被想象为“睡狮”。将中国比作睡狮”的说法流传至今，即源于梁启超的独特解释。详见拙稿《晚清“睡狮”形象探源》（收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及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像》（修订版，台北：政治大学出版社，2016年）。另，下文将介绍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版第455页、1968年版第408页，也有将中国比作“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表述（不仅斯诺，欧美称中国是“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著述并不少见），但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将此处意译为“神话中作法自毙的怪物"。这也显示，在当时的中国，“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还没有被广泛认知和承认。

共产国际是在拥有铁的纪律而取得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宣 导下成立的，因此采用了集权的组织原理。各国的共产党形式上 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当然也不例外。这 样，共产国际总部对各国共产党就拥有了强大的指导权力。对 此，列宁的解释是，从前的两个国际，因任凭各国政党自主合作， 所以没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因此，中国也有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 常驻，随时提供“建议”。这一体制，后来很长时期内一直存在。

共产国际的核心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后来的苏联共产 党）。不管怎么说，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中，只有俄国共产党拥 有革命成功的经验，因此，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而言，俄国共产党 的意见、建议具有绝对权威。在这点上，中国如此，日本也不例 外。而在评估、判断中国、口本等苏联以外国家的革命形势时， 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的口吻往往是，基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考虑，这处于某某阶段，或与某某事件极其相似。也就是，他们试图在其 他国家和地区推广俄国的成功模式——虽然有时需要若干修正。

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的不仅有“建议”“指示”，中共成 立后还曾长期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党成立之初，约 95%的活动经费来自共产国际等莫斯科的国际革命组织；后来仍有 逾90%的活动经费需依靠共产国际援助，直到1930年代中期拥有 了面积足够大的农村根据地而得以自立为止。亦即，共产国际对 中国共产党是既插嘴、也出钱。不过，中国共产党虽因接受共产 国际的资金支持而曾被讥讽为“卢布党”，但也不可忘记国际性政 党的特殊性，即按照组织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 部。对于在组织、意识形态、政策等各方面都接受共产国际指导 的政党，不应该仅抓住其接受经济支持一点而加以谴责。

......毛确实几乎不懂外语，但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世界里，英语且不说，不 通德语、俄语是得不到关注的。换言之，以国际性革命家的标准 判断，毛泽东是“不合格”的"昔用现在的说法，毛算不上“国际人才”。共产国际秉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原本就不好理 解，又是用外国文字写成、要用外国语言讨论。语言不通的人在 莫斯科感受到的自卑和孤独，局外人是难以想像的。

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或许也可以说，与外语半通 不通、莫斯科的生活经历在其内心深深植入了语言、理论方面自卑 情结的许多中共干部相比，正因为不通俄语等外语，毛泽东才能面 对来自莫斯科的权威而坦然无惧。正所谓无知无畏。他从未踏出 国门一步，因而不了解外国；但这也使对外国的崇拜无法在他心里 扎根。面对莫斯科的权威，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知不觉间趋附、 遵从，但只有毛泽东，从经历到内心都使他感觉不到这种权威的存 在。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孕育出独具特色的革命思想。

首先，该传通篇以肯定的语气把毛泽东描述为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杰岀领袖。文中称：“这一时期〔北伐时期〕，毛泽东是湖南与湖北农民运动的领袖”，“毛泽东在农民中间。他与农民一起站 在斗争的中心”，明确说毛泽东是亲身参加农民运动、和农民在一 起战斗的优秀革命家。值得关注的是，文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发表 于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肯定农民革命“过 火”现象的下列名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繍花，不能 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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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共产国际》刊载的这篇文章没有署名，读者并不知道 作者是谁。观诸该文翻译、发表的1927年5月，当时共产国际不 满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试图纠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问题，加 强了批判，并指示要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报告被翻译、发表，显然反映了共产国际欲利用这篇报告明确表示：中国的农民运动正如火如荼，第一线中共党员的报告不也持肯定态度吗？而现在的中共中央竟然在拼命阻挠运动，这样的中央领导必须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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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毛泽东，人们都认为他一直受到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冷遇和排斥， 莫斯科从未把土生土长的革命家毛泽东当作自己人；但是，起码从爱伦堡的毛传来看，此类评说是不正确的。更接近事实的看法或 许是，当时的莫斯科对毛泽东作为革命家所拥有的素质和能力，是颇有好感的。

在王明看来， 毛泽东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光彩四射的明星。不过，更准确地说， 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而予以高度评价和支持，应该是共产国 际高层如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集体态度；对此，王明没有理 由表示异议。

当然，王明也有自己的打算。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在 第一线所取得的成绩，对王明在共产国际开展工作也是无可替代的 政治资本。毛在遥远的中国工作越出色，身在莫斯科的王明也就 越能借他的旗号加强自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所以，为毛泽东出版 两本装帧美观的著作集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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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代前半期，尤其是莫斯科开始认识到毛泽 东的作用和影响的1934年前后，王明对毛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认 为他是中国革命经验丰富的领导人；进而言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舞台上积极扶持毛泽东、将其塑造为中国革命明星的，不是别 人，而正是王明。借用现在的说法，此时的毛泽东和王明是一种 “双赢”关系。

......在不断受敌追击的长征途中，无法搬运笨重的无线电发射机，变更密码也十分困难，不久后就与莫斯科失去了联系。其结果，中国共产党自然难以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被迫自己做出判断和决定。只不过，从另一角度 看，正因为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而不得不独立下判断， 从而积累了丰富经验、展现了独自战胜逆境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最终摆脱莫斯科的干涉而获得自立。如此看来，中国共产党 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或可以长征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书籍介绍

本书前半部分从1937年日本政府公报登载的一幅错误的“毛泽东”照片入手，追寻外界逐渐认识中国革命领袖的历史过程，以及其间所发生的误解、巧合与蓄意隐瞒。后半部分则致力于复原《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过程与版本流变，详细梳理了它在中国、苏联、日本等地的历史命运，澄清了后世对于这一名著的诸多误解与不实指控。